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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族群认同和(hé)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，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说，从考古年代(niándài)和地理位置、遗址性质、等级和内涵上(shàng)判断，陶寺是同“尧(yáo)都”最吻合的遗址 文 |《瞭望(liàowàng)》新闻周刊记者 赵东辉 刘翔霄 微风徐来(xúlái)，历史的尘息在旷野中飘散。 城墙、宫殿、龙盘，王族大墓、朱书文字、“古观象台”……行走于脚下(jiǎoxià)这片黄土地，一处处遗迹如同阿拉丁神灯般，擦亮中华文明的早期(zǎoqī)进程(jìnchéng)。 这里是陶寺遗址(yízhǐ)，向世界(shìjiè)展示了一个以政治文明为中心的(de)国家都城遗址的范例。坐落于山西省襄汾县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的陶寺遗址，与浙江良渚、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，并列为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。 既然陶寺是(shì)一座都城，那它是谁的都城？与此相关，尧(yáo)，是历史上怎样一位人物？ 几代考古人(rén)通过“考古—文献—人类学”证实，陶寺社会至少历经400多年的历程，它(tā)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、精神标识，与“尧”“尧都”有着密切的印证关系(guānxì)。 近日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走进陶寺遗址(yízhǐ)，从(cóng)历史的回响中，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脉动。 晋南地区，中华文明的(de)重要发祥地之一。 古史记载，晋南是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代圣王都城所在，“中国”之名由此而来。这片古老的土地保留有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(wénhuà)传统，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(xiānshēng)誉为中华民族总根系(gēnxì)中的“直根”，是中华文明(zhōnghuáwénmíng)探源不可或缺的一域。 20世纪50年代末，考古工作者在晋南地区寻找夏墟时，有了一个意外(yìwài)的(de)发现。 “在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一带，文物普查人员先是发现(fāxiàn)了大量类型一致的灰色陶片(táopiàn)。陶片的分布区域很大，涉及多个村，引起(yǐnqǐ)考古工作者的注意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陶寺遗址第五任考古领队高江涛(gāojiāngtāo)说。 从陶片等残存的蛛丝马迹中(zhōng)，考古工作者抽丝剥茧、顺藤摸瓜，初步确定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重要遗址。此后，随着考古不断深入(bùduànshēnrù)，陶寺遗址的规模(guīmó)、性质等相继获突破(tūpò)，并被确定为晋南地区首选发掘对象，为下一步考古打下基础。 1978年，陶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(yánjiū)工作正式启动(qǐdòng)。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重点考古发掘和多(duō)学科综合研究，一个史前时期的重大遗址渐渐浮出水面。 在(zài)这处(zhèchù)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(de)遗址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(yīzuò)面积至少为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，掩埋(yǎnmái)于黄土之下。大城之内有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，宫城内又现面积达6500平方米的宫殿基址和近600平方米的夯土(hāngtǔ)基址。其面积之大、规模之宏伟，轰动海内外。“4000多年前，能够修建这么大一座城池，意味着陶寺聚集着数量众多的人群，已经拥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(dòngyuán)能力。”高江涛说。 中国社会科学院(zhōngguóshèhuìkēxuéyuàn)学部委员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，这是首次在中原地区(zhōngyuándìqū)发现夏王朝之前的超大型城址，考古学(kǎogǔxué)上把它称为王权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。 在这座神秘的(de)(de)大城里，文明早期都城初创时的“空间样本”清晰可见。从废弃的城址上，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城城墙、宫城、宫殿建筑、仓储区、大型墓地、统一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和普通居民区等，表明大城的功能曾十分(shífēn)完备。此外，考古还发现了具有观象(guānxiàng)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，以及地位(dìwèi)凸显的宫殿区、等级(děngjí)分化明显的墓葬、标志身份的礼器群等，点点簇簇，诉说着此处不同寻常的过往。 “‘古观象台’等(děng)公共设施(gōnggòngshèshī)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(fúwù)于王权与社会，是陶寺作为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(wénmíng)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陶寺遗址第四任考古领队何努说。 游客(yóukè)在陶寺遗址博物馆参观（2024 年 11 月(yuè) 12 日摄） 杨晨光摄 / 本刊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，为何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(zhìjīn)？ 塔儿(tǎér)山下，汾水之畔。陶寺遗址的作答润物无声。4300多年前，中华文明的图景发生变化。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、石家河文化等相继(xiāngjì)衰落，中原崛起，兴盛于(yú)黄河中游晋南盆地的陶寺文明脱颖而出。 “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数量(shùliàng)较多的、并非属于晋南(jìnnán)地区文化系统的文化因素，其兼容并蓄、海纳百川的文化品质十分鲜明(xiānmíng)。”高江涛说，若把史前文化格局比作“重瓣花朵”，无论地理位置还是核心实力，陶寺遗址都是当之无愧的“花蕊(huāruǐ)”所在。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5500余件各类文物中，由(yóu)东南西北、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文化因素在汾河岸边(ànbiān)的陶寺经历了扬弃融合创新。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、海岱地区的部分彩绘陶器、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(shòumiàn)、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风格的大(dà)双耳(shuāngěr)罐，从历史穿越到今天，共同描绘出陶寺文化的开放胸怀、多元面貌。 鼍鼓逢逢，回响(huíxiǎng)古今。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7大类29件(jiàn)古乐器中，包括两种仅见于古代文献(wénxiàn)的宫廷庙堂乐器——鼍鼓与特磬(tèqìng)。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在安阳殷墟商王陵发掘中的首次出土，陶寺的发现又把鼍鼓与特磬组合(zǔhé)使用的历史提早了约千年。 “象征王权的礼乐器组合(zǔhé)在这里诞生，逐渐演变为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。”何努说，陶寺已有了(le)早期(zǎoqī)王权国家和礼制制度的出现，这些因素被夏商周和后世所继承发扬，也(yě)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之一。 考古发现表明，陶寺社会作风务实，致力于礼制的(de)建立(jiànlì)、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，有较为先进的政治文明形态，却无十分明显的文化(wénhuà)强势扩张之态。 从一些墓葬细节，可以看出陶寺先民以礼治国、协和万邦的大政之道：各地常作为武器而存在的斧钺，在陶寺大墓中出现时尖刃(shíjiānrèn)向下、镂空雕漆，作为一种仪仗用具成排地沿墙(yánqiáng)摆放。大墓中还出土了拔掉獠牙的野猪下颌骨(xiàhégǔ)，以及两张折断(zhéduàn)的弓。 中华文明从(cóng)起源阶段就具有“和合共生”的基因，在陶寺处处闪耀。 陶寺遗址为中华文明探源开辟了新天地，二十四节气、后世(hòushì)青铜时代的范铸技术、古代(gǔdài)都城的规划理念都能在此得到追根溯源。 “陶寺宫城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明确带有围垣的最早宫城，其(qí)‘城郭之制(zhīzhì)’完备，成为我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重要源头。”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师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说(shuō)，陶寺遗址的主体建筑居于核心区域，这种建筑理念一直延续到(dào)明清故宫。类似“东厨”的房址位于宫城主殿东侧，推测后世“东厨”的宫室制度由此开创而来。陶寺宫城南墙上的“阙楼(quēlóu)”式门址(ménzhǐ)，也与(yǔ)隋唐时期洛阳城应天门阙楼大体相近。 文明的进程，在陶寺踏出了坚实的一步。“陶寺的兴起，成为夏商周文明的直接前身，是中华文明从(cóng)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开端。”高江涛说，它所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的一种空前(kōngqián)的文化延伸到了今天，奠定(diàndìng)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基础。 “尧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也(yě)可能是以(yǐ)尧为代表的(de)一个时代，代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族群、一个协和万邦(wànbāng)的时代。”持有这一观点的高江涛等人认为，陶寺遗址应是以“尧或尧舜为代表”的那个时代的都城。 文献记载，夏代之前，存在(cúnzài)一个中华文明早期历史(lìshǐ)阶段。“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，那个时代确实存在，并且已经进入文明社会(shèhuì)。”高江涛说。 从地理位置看，陶寺(táosì)所处地带，正是古史记载的“唐地”“尧(yáo)墟”所在，而“陶唐氏”正是指“尧”。 陶寺遗址考古发现(fāxiàn)了史前时期的(de)早期文字或符号。对于其中一个字符的辨识，学界有共识，也有争议。晋南地方志资料显示，临汾市下辖的襄汾、曲沃两县方言(fāngyán)称太阳(tàiyáng)为“窑窝”，与“尧王”发音相同。这一称谓极为特殊的方言，使用地域十分有限，与陶寺文化最核心区域即陶寺城址(chéngzhǐ)及其周边地区大致吻合。 何努等人据此推断，“窑窝”可能是“尧王”的音转，“尧王”来自陶寺(táosì)先民(xiānmín)对太阳的崇拜。另外，加之临汾古称“尧都平阳”，“陶唐氏”正是指“尧”，因此，“尧”字可能性(kěnéngxìng)较大。 古史记载，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观天测象、推算历法。如，《尚书·尧典》“历象(lìxiàng)日月星辰(rìyuèxīngchén)”“敬授人时”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帝尧“乃命羲、和(hé)，敬顺昊天，数法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”。考古工作者表示，这在陶寺遗址都(dōu)有重要的物证发现和相关(xiāngguān)研究，能够与传统文献的记载相互印证。 苏秉琦先生(xiānshēng)对于陶寺(táosì)遗址的历史定位是这样表述(biǎoshù)的，“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，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。在中原、北方、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、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，晋南兴起(xīngqǐ)了陶寺文化。……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(shídài)，出现了最初的‘中国’概念。这时的‘中国概念’也可以说是‘共识中的中国’。” 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也曾说，“最早的(de)中国是在(zài)什么时候呢？是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(shídài)。现在从考古来看，可能尧都就在山西的陶寺”。 尧，创造了(le)伟大的文明(wénmíng)，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一个文化符号、精神标识。 “族群认同和(hé)历史记忆(jìyì)是中华民族凝聚发展的一个关键，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之一。”王巍说，从考古年代和地理位置、遗址性质、等级和内涵上判断，陶寺是同“尧都(dōu)”最吻合的遗址。 作为(zuòwéi)尧的继承者，舜的故事在晋南也广为流传。 临汾向南，便来到黄河之东留有舜帝犁沟、舜帝陵等诸多(zhūduō)名胜的运城市。今天，人们(rénmen)在沉醉于历山脚下舜王坪那(nà)崇山峻岭、树木茂盛的自然风光之时，也重新吟诵起那首(nàshǒu)脍炙人口的南风歌。据《礼记·乐记(lèjì)》记载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《南风》”：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 也许，我们今天很难想象，禹(yǔ)和舜之间经历着怎样(zěnyàng)的一种转承关系。但是，禹的儿子启创立的我国第一个(dìyígè)奴隶制王朝——夏朝，以它命名的“夏县”就坐落于今天的运城市。 夏县，古文献中记载的“禹都安邑”所在。考古证实(zhèngshí)，这方面积(miànjī)13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与(yǔ)“夏朝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在夏县东下冯村发现(fāxiàn)了现存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夏时期(shíqī)遗址，这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积最大的夏商时期聚落之一(zhīyī)，为解读晋南“夏墟”的历史内涵、阐释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提供考古实证。类似惊人(jīngrén)的发现，还在不断问世和揭秘中。 尧舜禹不是传说——随着越来越多(duō)考古发现的实证，我们将(jiāng)更多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空谷足音。■